那天晚上，蒋昊杰在日记里写道：「她今天做了一件很傻的事。但我喜欢她的傻。」
写完之後，他看着这行字，觉得自己像个高中生。他把笔记本合上，塞回床垫下面，然後吹熄煤油灯。黑暗中，他听见隔壁帐篷里传来她轻轻的呼x1声，均匀而安详。他闭上眼睛，在那个声音中，慢慢地睡着了。
五月五日，武昌城内传来消息——吴佩孚坐不住了。
据逃出来的百姓说，城内的粮食已经快吃完了，米价涨了十倍，一个馒头要卖一块大洋。伤兵满街都是，没药医，没人管，只能躺在路边等Si。士气低落到了极点，士兵们不愿意打仗，只想回家。吴佩孚在城内到处抓壮丁，把十几岁的孩子和六十岁的老人都拉上了城墙，发给他们一根木棍或一把大刀，让他们「保卫武昌」。
蒋昊杰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没有高兴，也没有松一口气。他知道围城战是最残酷的——不是对士兵残酷，而是对百姓残酷。士兵可以投降，可以逃跑，可以选择生或Si。但百姓不行。他们被困在城里，没有粮食，没有水，没有药，只能一天一天地熬，一天一天地等。等北伐军攻进来，或者等围城解除——不管哪一种，他们都是最先受害的人。
「总司令，」何应钦走进指挥所，手里拿着一份地图，「吴佩孚的援军从北方过来了。大约一万人，已经过了郑州，正在向南行进。」
蒋昊杰看了一眼地图。郑州到武汉，直线距离约五百公里。如果援军日夜兼程，最快五天就能抵达武昌。
五天。他只有五天的时间。如果五天内拿不下武昌，北伐军就会面临内外夹击的危险——前面是武昌城，後面是吴佩孚的援军，两边都是敌人，两边都是Si路。
「传令，」他站起来，「明天凌晨，总攻。」
五月六日，凌晨四点，总攻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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